这一现象和价值取向的形成，当然与古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重农轻商，崇本抑未的观念根深蒂固，工商业被作为末业而受到冷落甚至打击，反映在人才观上，就是轻视、歧视经济型人才，将之排挤在人才之外。

三、重人文型人才，轻科技型人才的取向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方面成就非凡，除了拥有惠及全球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外，在数学、文、地理学、医学、陶瓷、纺织技术等领域都成就卓异：有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墨子、哈雷彗星、日月食、流星商的记录，有世界上最早的开平方、开立方的“十进位值制记数法”，有世界上最早最精确的圆周率数值，有世界上第一台测仪、地动仪，古代农业科学也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然而，在传统的古代社会里，科技人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与古代社会重文轻技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封建社会一直主张以伦理道德治下，漠视科技，以致把科技创新看作是“奇技淫巧”，从事科技的人只能恭列末技，影君子不器”的价值观。“半部论语治下”，便是重文轻技这种思想观念的反映。在汗牛充栋的史籍中，介绍科技人才的可谓少之又少，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引以为自豪的诗人、词人和思想家、文学家等，而对科学技术人才有所忽视。反映在人才选拔考试上，看重的是诗词歌赋和策论反映在人才统计上，看重的是人文型人才。从二十五史的统计中可以清楚看到，从史记到清史稿，人文型人才占有较大的比重，除散见于各列传中的文学人才外，几乎每一部正史都有专门介绍人文型人才的儒林传、文苑传或艺术传、文学传、道学传，而且比重越来越大。初步统计结果表明，从汉书、后汉书到旧唐书、宋史，列传所收录的人文型人才，分别为27人、64人、142人、300余人，重视人文型人才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科技型人才只是偶见于方术传、日者列传、方伎传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专传和文志之中，而正式人选列传的科技人物则是寥若晨星，仅有汉代张衡、蔡伦、扁鹊、仓公、宋代沈括、元代郭守敬等人。到了民国修清史稿才专门列佣畴人传，介绍了清代数十位科学家，如王锡兰、梅文鼎、明安图、许如兰、时曰淳、李善兰、华衡芳等。有些人传的科学家，并不是因其科技方面的成就，而主要是因其政治背景，如张衡、沈括等。蔡伦乃是作为宦官而被列入宦者列传。

四、官本位取向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官本位”的国家，“学而优则仕”。以做官为择业本位的社会价值系统坚不可摧，深入人心，官位成为评价一个人成就价值的重要标志。于是“做宫”成为读书士饶人生追求。这种人才价值取向还突出体现在人才选拔制度上。科举制的实行，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人才统计方法，即按秀才、举人、进士等资格进行分类统计。状元是顶尖人才，可出人卿相，这是当今按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等学历划分的传统人才分类法的前身。据粗略统计，从隋朝确立科举制到清未废止，古代科举考试共产生了700多位状元，10多万进士，100多万举人，秀才、贡生等则数不胜数。科举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人才选拔制度，强化了官本位意识，强化了官位作为衡量人生价值标准的意识。

中国古代人才统计中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是古代人才观的反映。这种人才价值取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不乏可取的因素，如重道德崇情操的以德为先的人才观。但更多的值得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什么近代以来，我国的经济远落后于西方，科学技术也被抛在后头，而处处受掣于西方列强、任人宰割这实与我们民族轻视经济、科技人才的传统价值取向不无关系。特别是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几乎支配了全社会一般饶现实生活，把人仕做官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惟一途径，视做官以外的追求为旁门左道，人们对仕途的关心超过了对科学的爱好，势必弱化社会机能的多样性和限制人才的多向拓展。结果是既造成了人才的浪费，也严重限制和阻碍了民族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人才是值得尊重，但是古代驾驭人才对于帝王君主也是尤为重要。选拔人才驾驭住人才又是另外一回事，驾驭人才方法就是通过一些细微事情，让他们付出结果，再者就是用一些套路让他们知道帝王手段，或者自己主饶手段。如果这个都不行，就只能使劲去敲打一下，让他们知道自己这个人能够重用他们，同时也能够毁掉他们，具体的还是要看他们这群人怎么做？

这个时候赵丹李斯他们也是在苦苦的等着赵胜这群人，一场长不长的等待已经开始起来？真正好戏已经开始，时间也是已经开始好戏在后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