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年生于巴黎，早年就读于巴黎斯坦尼斯学院和国立当代东方语言学院，是沙畹门下高徒之一。”

“伯希和受法兰西学院铭文与美文学院委托于1901年和1908年先后组织了两次中亚探险队来华，考察地包括XJ、甘肃等地。他在XJ发掘了“库尔干窣堵坡”（Kkan Tim）、红山（Qyzyl-Debe）、“小山”（Kichik-Debe）、炮台山（Mori Tim）、沙山（Topa Tim）、墩库勒（Tong Kül）、阿克噶什（Aqqach）、克孜尔炮台（Qyzrl-Tim）等处遗址，采集到雕塑、壁画、陶器、杂物、雕刻品或版画。”

“1908年伯希和到达敦煌，花了五百两银子收买王道士，搞到敦煌莫高窟晋唐写卷六千余种文书、唐代绘画二百多幅，以及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等珍贵文物，悉数运回西贡，整理后存至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伯希和在莫高窟详细查看了所有洞窟，对每个洞窟做了描述，特别是详细记录了洞窟中的壁画题记。伯希和是科班出身，比斯坦因专业，他从王道士手里挑选的敦煌文物与斯坦因运回英国的相比，虽然数量上略少，但精品居多。”

“伯希和与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柯劭忞等许多中国学者相熟，而且中国学术界对伯希和的研究也比较重视，他的重要著作在这个时期都有中译本刊印：《敦煌遗书》（上海东亚考究会，1926）、《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商务印书馆，1931）、《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交广印度两道考》（商务印书馆，1933）、《郑和下西洋》（商务印书馆，1935）、《西域南海史地考证》（商务印书馆，1936），以及1949年后出版的《吐火罗语考》《沙州千佛洞》《卡尔梅克史评注》《蒙古与教廷》《伯希和西域探险记》《高地亚洲》等。”

这一段历史以散文的形式在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里面成为中小学生耳熟能详的故事。

他写道：“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了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以上是笔者幼年第一次读到《道士塔》，也为500两银子收买了这么多的佛头壁画痛心疾首。后来在参观了大英博物馆线上馆等一些名馆后，听说铜首和许多著名的文博艺术遗迹近日被归还，感觉稍微好些。

莫高窟确实令人惊艳，下一节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