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讲！快讲！上了火车之后你们到哪里了？”

“上了火车之后，农历腊月十五日俺们就到了北平，也就是大清时期的BJ。”

“那你一定见到皇宫了吧！”

“根本不让下车，哪能见到？这是看站牌时，见上面写的。之后俺们便被交给了日本兵。”

“日本人，你见过日本兵呀？长得什么样？”资朝好奇地询问到。

“蕞楠还不知道吗？日本人好像和中国人差不多，不过个子比中国人矮小。……这时候，当俺看到火车速度逐渐慢下来的时候，而路边一个站岗的人也没有，俺本来想豁出命跳车去逃跑，可是在车厢里，俺认识了一个年老的人，照顾了他一路。因此当俺打算逃跑的时候，他却抱着俺的腿，死活不让俺走，说他自己老了，出门在外，全靠俺了，央求俺不要走，死活在一起。无奈俺长叹了一口气，只好和他们一起受罪了。”

大家听后同情地哀叹了一声，接着只听张平符继续叙述到：“俺们被抓来三天了，只在顺德府吃了一顿稀饭，到了北平每个人发了两个高粱面团子，随后又被押上了另一辆火车，一直开到了广德府开封铁矿。日本人把俺们这些刚被抓来的人分成几个作业班：有的采矿，有的运矿石。而俺这个班共四十人，是从矿石堆里朝外捡石头的。日本人生怕俺们逃跑，控制得非常严密。不允许俺们交头接耳，上下工都点名，如果一人失踪，被发现后，全部的人都会挨打遭殃。有专人带队和监视，晚上设有岗哨。生活是很苦的，一天三顿是高粱面窝窝头，一顿只发给两个，没有菜，早晚各发一小瓢水。中午送饭到工地上吃，只有凉冰冰硬邦邦的窝窝头，没有水，俺双手捧着窝窝头，啃一口，嚼半天还咽不下去。活儿是很重的，每天早晨七点就被押上工地，下午七点才被押送回来，一天整整干十二个小时的苦活，晚上腰疼的俺连身都不敢翻。唯一让俺感到宽慰的是，日本人还每天给俺们发一盒烟，领烟时必须交回上一次烟盒。有一次，俺拿着烟盒去换烟时，蛮横的日本兵则说：“你的烟盒的家伙，是假假的。”俺分辨并且用手在桌子上比画着说：‘俺的纸盒的干货是真的，你的可以验证。’但是那日本鬼子二话不说，从腰间抽出匕首，狠狠地在俺手上戳了一刀，刀尖从手心直插到手背，疼得俺满头大汗，大声叫喊。而日本人在一边大声笑着说：‘你的中国的干活！大大！’俺此时没有理会他们那一套，一只手捂着另一只受伤的手，一口气跑回了工棚，在工友的帮助下，撕下一块衣襟缠绕好。日本人没有带俺去医院包扎，反而每次都强迫俺照常去干活。冬天来临了，冷风凛冽，空气一下子像增加了分量，刮在人的肉上如同刀割似的。而俺们这些人依然穿着被抓来时的单薄衣衫。有些人的衣服已经破碎的不成样子了，几乎是赤身裸体的干活。因此俺们的手脚肿得就像红薯一样。甚至冷到一定程度，干活的时候，嘴巴大小的口子瞬间就会爆裂，血花四溅，就像那长崩的萝卜一样。时间长了，那口子里便开始往外渗出一些黄色的液体。俺们站在半坡的工地上，浑身哆嗦得像筛糠一样，站立不稳。俺们就紧紧地挤在一起围着矿石堆形成一个圈子干活。手冻得失去了知觉，那里还能抓住冰块一样的石头。有的人爬下去，就僵硬地起不来了。就这样日本人却穿着暖和的黄呢子大衣，挎着东洋大刀，牵着狼狗，仍然在满工地的督促着、威逼着。狗的狂吠，日本的叽叽咕咕的叫骂声，使人更加胆战心惊。收工时，大家互相搀扶着从地上爬起来，有的站立不住已经奄奄一息了。俺的手就是在那时被冻惨了，到现在依然五个手指伸不开蜷不住，常年麻木。……”

张平符讲到这里，说着便伸出自己的手让他们都看，众人看后，果然发现那手粗糙的就像龟裂的贝壳一样，不直也不弯。这时候张平符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而后继续叙述道：

“晚上，俺们住的工棚里寒气逼人，没有灯火，没有蒲草和被褥。俺蜷缩在破席片上。双手紧紧地揪紧自己的衣裳，身子缩小得不能再缩小。就这样冻得还是浑身发抖，手足麻木，白天冻僵的身体晚上继续僵硬着。饥寒交迫，劳累折磨，劳工们像得了霍乱一般成批地倒下了。陆陆续续被送进了‘病号房’。所谓的‘病号房’是个‘布袋屋’，五间大小地方，没有窗户，只有西墙壁上方开有一扇小门。夏天阴暗潮湿，冬天冷若冰窟。和工棚一样，里面什么铺陈也没有，只有几块破木板上铺着几块破席片子。病号被抬进去后就没人管了，不给药吃，也不给看医生。每天傍黑时送一顿稀饭，能动弹的就自己挣扎着起来喝碗稀饭，动不了的只好在那里挺着呻吟。门整天锁着，屙尿都在屋子里，进了‘病号房’实际上就等进了太平间，没有一个人活着出来的。在劳工中，俺的体质还是比较好的，可是两个月后俺也病倒了。幸亏路上受俺照顾的那个老头，在炊事班当班长，在日本人面前替俺开脱，所以才没有进‘病号房’。不过他们让俺埋死人。一进腊月，死人每天都有，有时一天死好几个，俺把死尸从‘病号房’背出来，埋在房后的山坡上，坑是封冻前早已挖好的。俺们班一共四十多人，三个多月，就死了三十三个。埋完自己的人后，俺又帮助别的班埋了十多具尸体。经俺手的共埋葬了四十三人。原先俺们准备的四十个土坑全部用完了，俺将最后两个坑里埋了两个人。在炊事班长的嘱托下，俺将墓土培得高高的，并在每座墓上都埋下了记号，记载着死者是某府某县某村人，姓甚名谁。和俺一块被抓来的那些同村人死后都是俺一人亲手掩埋的。来年农历正月二十，俺拄着棍子一摇一晃的从工棚里出来解手，遇到一位好心的日本兵，日本兵看俺病成了这个样子，再也没有油水可榨了，便对俺说：‘干活地没有了！’俺却愤愤地说：‘死了地有！’日本兵给俺开了一个条子，让俺到医院去看病。医生说俺是痨病，不中了，治不好了。又给回了个条子，让俺请假回家去。俺把条子给了那个日本兵，日本兵看了条子，询问到：‘你地孩子老婆地有？’‘没有地干货。’俺如实说。日本兵便发给了俺几个馒头和路费，就让俺回来了。俺当时已经不像个人形了，四个月没有洗脸，满脸污垢，头发半尺长，乱蓬蓬地披在肩膀上，浑身一把骨头，活像一架干骨上披着人皮似的。俺一路拄着棍子，翻山越岭步行跋涉八百多里，回到了俺租住的居所，没想到村子里的人都不认识俺了，小孩子见了俺吓得直哭乱。当村里人认出俺后，给俺起了个外号叫：‘鬼算命。’由于俺长久没有回来了，俺租住的屋子早已被收回了，而里面的东西也丢失殆尽。这时候村里那些稍微大点的孩子，一见到俺就用石头捣俺，说是捣“鬼”。村子里的人由于嫌弃俺的长相，便把俺赶出了村子。这时候俺听人们说日本人还没有到俺们县里，俺寻思着，还不如回家去。因为家里的古石楼毕竟还有防御和逃生功能，这样的话，自己就再也不用担心被抓夫受罪了。”

张平符讲到这里，眼角里早已浸出两行热泪来。众人听后，为他的遭遇哀叹不已。这时候戴诚语气沉稳地说：“看来俺们的石楼又要派上用场了。”众人听后有点自豪地说：“小日本要是敢来俺们村里捣乱，让他们有去无回。”他们虽然这样说，但是他们内心明白，一旦等日本人真的到来后，他们说不定也会吓得尿一裤子的。

从那以后，戴诚便给张平符找了一处闲置的院子，在村里住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