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6年七月，京城，烈日高悬，酷热难耐，整个城市仿佛被置于一个巨大的火炉之中，炙烤着每一寸土地。天空湛蓝如洗，却没有一丝云彩能够遮挡那炽热的阳光，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而下，让大地都似乎在微微发烫。街道上行人寥寥，偶尔有几个匆匆而过的身影，也都被晒得蔫头耷脑，脚步沉重。街边的树木枝叶低垂，无精打采地在热浪中挣扎，蝉在树上不知疲倦地鸣叫着，那尖锐的声音仿佛是在抗议这酷热的天气，让本就燥热的氛围更加令人心烦意乱。

在京城的刑场之上，气氛却异常肃杀。周围站满了手持兵器的士兵，他们身着厚重的铠甲，汗水湿透了衣衫，却依然身姿挺拔，眼神坚定地注视着前方。监斩官坐在高台之上，面色冷峻，眼神中透着威严，他不时地抬手擦去额头上不断冒出的汗珠，手中的令牌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

妖人李福达被绑在木桩之上，他的头发凌乱，面容憔悴但却依然透着一股桀骜不驯的神情。他的眼神中时而闪过一丝恐惧，时而又流露出一种疯狂的决绝。他的身体微微颤抖着，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这酷热的天气。他望着周围的人群，心中五味杂陈，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李福达，又名李午，出生于山西代州崞县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幼他便不安分守己，心中充满了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望，总想着能够出人头地，却又不愿通过辛勤努力去实现，而是妄图走捷径。他性格狡黠，善于揣摩人心，且胆大妄为，对世间的法律和道德规范视若无睹。

年轻时，他结识了妖贼王良，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共同谋划谋反之事。他们四处蛊惑人心，宣扬一些荒诞不经的歪理邪说，声称要推翻现有的统治，建立一个所谓的“新秩序”。然而，他们的阴谋并未得逞，事情很快败露。李福达因此被朝廷遣送戍守山丹卫，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心中的不甘却愈发强烈。

在戍守山丹卫期间，李福达每日都在苦苦思索着逃脱的办法。终于，他抓住了一个机会，成功逃回了家乡。回到家乡后，他深知自己必须改名换姓，隐藏身份，否则必将再次被官府捉拿。于是，他改名为李五，流窜到陕西洛川县居住。

在洛川，李福达并未安分守己，反而变本加厉地实施他的罪恶计划。他与叔父李越一同传播一种名为白社妖术的邪说，假称是弥勒佛教，以此来欺哄愚民。他们声称信奉此教者可免除一切苦难，获得永生和无尽的财富，许多愚昧无知的百姓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纷纷加入他们的教派。随着信徒的增多，李福达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他开始组织这些人进行大规模的掠夺活动。

他们如同一群贪婪的恶狼，扑向了鄜州、洛川等地。所到之处，一片狼藉，百姓们的财物被洗劫一空，许多人惨遭杀害，鲜血染红了大地。他们的暴行令人发指，百姓们生活在恐惧之中，而李福达却在这血腥的掠夺中肆意享受着权力和财富带来的快感，他的内心变得更加扭曲和疯狂。

不久之后，官军开始对他们进行追剿。在一次激烈的交锋中，官军成功捕获了李越及其同党何蛮汉等人。面对官军的审讯，李越等人拒不认罪，但证据确凿，最终他们被斩首示众。李福达侥幸逃脱，他像一只受惊的老鼠，四处逃窜，寻找着新的藏身之所。

他逃到了徐沟县，在这里，他决定彻底改变自己的身份。他改名换姓为张寅，并且不惜重金贿赂县中的大户人家，认他为同宗，将自己的名字编入家谱，试图以此来掩人耳目。在徐沟县，他过上了看似平静的生活，但他心中的野心却从未熄灭。

后来，李福达带着大量的钱财进入京城。他深知在京城这个权力的中心，如果能够混入官场，将会获得更大的庇护和更多的机会。于是，他施展各种手段，混入了工匠籍贯之中，通过交纳粮食，成功充任为山西太原卫指挥。他的儿子李大仁、李大义、李大礼也都凭借他的关系被补充到工匠之列。

在京城站稳脚跟后，李福达凭借自己所谓的烧炼术，结识了武定侯郭勋。郭勋是一个权势滔天的人物，他在朝廷中举足轻重，与许多权贵都有着密切的往来。李福达经常出入郭勋的府邸，向他展示自己的烧炼术，并送上各种珍贵的礼物，渐渐地，两人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李福达在同戈镇的仇家薛良得知了他的行踪，毫不犹豫地向官府告发了他。李福达得知这个消息后，惊恐万分，他深知一旦被官府抓住，自己必将性命不保。于是，他再次逃往京城。

官府迅速展开行动，抓到了他的两个儿子，并对他们进行拷打，试图从他们口中得知李福达的下落。李福达的两个儿子起初还试图隐瞒，但在严刑拷打之下，终于不堪忍受，透露了李福达可能逃往京城的消息。

官府在京城四处搜寻李福达的踪迹，李福达走投无路，最终决定自己去到官府对质。他心中抱着一丝侥幸，认为自己或许能够凭借多年来编织的关系网和巧妙的伪装逃脱罪责。

案件先后由代州知州杜蕙、胡伟负责审讯。杜蕙是一个正直的官员，他在接到案件后，立刻展开了深入的调查。他仔细查阅了所有的证据，包括证人的证言和相关的文书记录。证人李景全提供了关键的证词，他详细描述了自己所知道的关于李福达的一切，包括他的外貌特征、行为习惯以及他参与谋反和掠夺的事实。杜蕙根据这些证据，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并将案件详情上报给了布政司李璋、按察司徐文华等人。

李璋和徐文华在接到案件后，也十分重视，他们亲自对案件进行了复查。他们对李福达进行了多次审讯，李福达在审讯过程中始终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是被人诬陷的。但他的言辞闪烁，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李璋和徐文华根据证据和审讯情况，也认为张寅就是李福达，于是将案件上报给了巡按御史张英。

张英在接到案件后，同样进行了仔细的审查。他亲自审问了李福达，观察他的言行举止，发现他的表现十分可疑。他对李福达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于是加大了审讯力度。李福达在张英的审讯下，逐渐露出了马脚，他的一些回答与之前的供词相互矛盾，这让张英更加坚信他就是李福达。

然而，巡抚毕昭却持有不同的看法。毕昭是一个注重人际关系和官场平衡的人，他与郭勋有着一定的交情。当他得知李福达与郭勋有关联后，便决定为李福达开脱。他声称：“李福达果真是张寅，因为被仇人诬陷所以致此”。他四处寻找证人，最终找到了居民戚广等人，让他们为李福达作证，并治了薛良的罪。

但就在此时，毕昭因为家中有事，请求侍养老人离去。案件因此陷入了僵局。

正巧，御史马录巡按山西，他在接手这个案件后，决定重新调查，一定要将真相查个水落石出。马录是一个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官员，他深知这个案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一旦处理不当，将会影响到朝廷的稳定和公正。

马录首先向徐沟的乡绅、原任给事中常泰询问。常泰为人正直，对当地的情况十分了解。他毫不犹豫地告诉马录：“张寅就是李福达，没有疑问”。马录听了常泰的话，心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接着，马录又向谳狱郎中刘仕询问。刘仕是鄜州人，他对李福达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他的回答与常泰一样，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

为了进一步确认李福达的身份，马录下檄书命令鄜州、洛川的父老百姓辨认。这些百姓曾经深受李福达的迫害，他们对李福达的容貌和罪行刻骨铭心。当他们看到李福达时，纷纷愤怒地指着他说：“就是他，他就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李福达！”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仇恨，声音因激动而颤抖。

马录又写公文给布政史李璋、按察史李珏、佥事章纶、都指挥使马豸，请他们亲自审讯。李福达在这些官员的审讯下，再也无法抵赖，最终供认不讳。

于是，连同爰书（记录囚犯供词的文书）送给马录，马录同巡抚、都御史江潮上奏书说：“李福达聚众数千人，杀人上万，虽然潜逃躲避，隐藏踪迹，但罪行已渐渐暴露。更改姓名，可是凶恶的面貌和从前一样，处以极刑，还不能偿还他的罪恶。武定侯郭勋结交李福达，毫无顾忌地托人请求放免反贼。虽然他不一定能知道李福达有叛逆的前科，而来做说客私自干涉审讯，不避讳此事，也应该以法论处，以示警告”。

奏章送到朝廷后，朱厚熜把此事交与都察院处理。

四个月后，京城寒风凛冽，冰冷的空气如刀刃般割着人们的肌肤。天空总是阴沉沉的，厚重的乌云沉甸甸地压在紫禁城的上空，仿佛随时都会倾倒下无尽的寒冷与压抑。街道上行人稀少，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裹紧了身上的棉衣，想要尽快逃离这严寒的侵袭。

皇宫内，气氛更是凝重得如同实质一般。宫殿的墙壁在黯淡的光线下显得更加冰冷，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即将发生的激烈纷争。暖炉中的炭火虽然熊熊燃烧着，但却无法驱散大臣们心中的阴霾，他们的表情严肃而忧虑，脚步匆匆地穿梭于各个宫殿之间，仿佛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左都御史聂贤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了皇宫。他的面容冷峻，眼神中透着坚定与决然。手中紧紧握着那份奏书，奏书上的每一个字都仿佛承载着他对正义的执着追求。他深知此案的严重性，也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李福达叛逆之罪确凿无疑，绝不能让他逃脱法律的制裁。”聂贤心中暗自想道，脚步更加坚定。

朝堂之上，朱厚熜端坐在龙椅之上，他的眼神中透着威严与冷漠。他静静地听着聂贤的奏报，表情没有丝毫的波动。“李福达叛逆罪行已审得很明白，按法律应该磔死。”聂贤的声音在朝堂上回荡，每一个字都清晰而有力。

朱厚熜微微点了点头，说道：“准奏，押李福达入狱等待处决。”他的声音平淡，仿佛在处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