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徐元庆的命运如何，或许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场争论所引发的思考和讨论，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让我们在面对类似问题时，能够更加理性、全面地权衡各种因素，从而做出更加符合时代精神和道德要求的判断。

陈子昂的《复仇议》不仅是一篇精彩的法律文书，更是对“礼”与“法”深刻思考的智慧结晶。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其独到的见解和深邃的思考，巧妙地调和了个人情感与社会秩序、私人恩怨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为后世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陈子昂首先明确指出，徐元庆谋杀朝廷命官，案情确凿，依据唐律，必须严惩不贷，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正。他强调，法律是国家的根本，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安宁的基石，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包括那些出于高尚动机的犯罪者。这一立场体现了陈子昂对法律严肃性的尊重和维护。

然而，陈子昂并未止步于此。他深入剖析了徐元庆行为的背后动机——替父报仇的孝心。他认为，这种孝心虽然导致了犯罪行为，但其背后的情感力量却是真挚而感人的。为了表彰这种孝心，同时又不违背法律的公正，陈子昂提出了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在依法判处徐元庆死刑后，再为他举行盛大的表彰会，以颂扬其孝心。

这一建议巧妙地解决了“礼”与“法”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它坚持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维护了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它又通过表彰徐元庆的孝心，弘扬了传统道德中的正面价值，引导人们向善向上。这种处理方式既体现了法律的刚性，又融入了人文的关怀，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最终，徐元庆案按照陈子昂的建议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一案件不仅展现了陈子昂卓越的法律才华和深邃的思想洞见，更成为后世处理类似案件的重要参考。它告诉我们，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时，我们应该坚持法治精神，同时也不忘人文关怀，努力在“礼”与“法”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陈子昂在成功调解徐元庆案后所提出的将《复仇议》“编之于令，永为国典”的请求，无疑是他对自己深思熟虑的法律见解与解决方案的高度自信与期待。这一要求不仅体现了他对法治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对国家典章的尊重，更展现了他希望自己的智慧能为后世所传承、为国家法治建设贡献力量的宏伟愿景。

陈子昂的《复仇议》不仅巧妙地解决了徐元庆案中的“礼”与“法”冲突，更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引发了人们对法律与道德、个人情感与社会秩序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将其编入国典，意味着这一案件及其处理方式将成为后世处理类似问题的典范和依据，对于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具有深远的意义。

最终，陈子昂的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他的《复仇议》被正式编入国家法令之中，成为永载史册的国典之一。这一成就不仅是对陈子昂个人才华和努力的肯定，更是对他所倡导的法治精神和人文关怀理念的最高赞誉。它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法律思想遗产，更为推动中国古代法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几十年后，陈子昂的《复仇议》就被文学家柳宗元给抓住了把柄。

柳宗元对陈子昂《复仇议》的批判，不仅是对一个具体法律建议的反对，更是对法律逻辑与核心价值观念深刻理解的体现。柳宗元通过详尽的分析，指出了陈子昂在处理徐元庆案时所展现的逻辑混乱和核心价值观念的模糊。

柳宗元首先明确了徐元庆案的核心争议点——徐元庆之父是否有罪。他认为，这是决定徐元庆行为性质的根本所在。如果徐父有罪，则赵师韫的执法行为合法，徐元庆的复仇行为便构成犯罪；反之，若徐父无罪，则赵师韫的执法行为错误，徐元庆的复仇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正义之举。柳宗元强调，法律判断必须基于明确的事实基础，不能含糊其辞。

接着，柳宗元批判了陈子昂在分析徐元庆案时展现出的逻辑矛盾。他认为，陈子昂试图在“有罪”与“无罪”之间寻找一种中间状态，既肯定徐元庆的孝心，又试图为其复仇行为寻找法律上的正当性。这种做法在柳宗元看来，是逻辑上的精神分裂，因为它违背了法律判断的基本原则——非此即彼的明确性。

柳宗元进一步指出，陈子昂的这种分析方式实质上反映了核心价值观念的多元论倾向。他认为，法律应当具有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即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而陈子昂的分析却试图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做法只会导致法律判断的混乱和人心的不安。

最终，柳宗元通过撰写《驳复仇议》一文，成功解构了陈子昂的论点，并将其观点作为定论收入了唐朝的法律文献内。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柳宗元在法律领域的深厚造诣和敏锐洞察力，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提醒人们，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必须坚守法律的底线和原则，不能因个人情感或道德观念而偏离法律的轨道；同时，也强调了法律判断必须基于明确的事实基础和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

《驳复仇议》：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