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弟兄姐妹多，他排行老七，最小的老八是妹妹。当年二爹可给自己瞅了个整齐媳妇儿，浓眉大眼，走起路来屁股蛋子一上一下。爷爷托村里的一个磕头弟兄给说亲，对方表示同意，但要配齐四大件：一块上海手表、一辆永久牌28自行车，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一台长风收音机。爷爷的磕头弟兄一口替爷爷应承了下来，说回去就让爷爷准备。爷爷听了之后，啪啪啪磕空了夹杂着生烟草的烟锅，狠狠戳进旱烟袋，再一起塞进了自己的人民服大兜子，一手托着膝盖骨站起来，不停咬合的牙床骨使腮帮子成为脸部最为活跃的部分。他站稳了，浑浊的眼睛定定瞅了会儿地面，抄起双手背在身后，弓着背卖着吃力的步子来到我家菜园子里，蹲在那口石头井跟前。那口井是供给我家老少几代连人带畜唯一的饮水资源，石头井旁边是爷爷亲手做的吊水杆子，比现代人用的桔槔简便一些。杆子充分利用了杠杆原理：地上栽一根粗木桩，在木桩上端绑同样粗的一根横木，横木两头拴两根绳子，朝井口的那面挽上汲水桶，另一端由人拉着，汲满了水，轻轻一拉绳，水就给提了上来，提上来的水要倒在担往家里的另外两只桶里，这期间，爷爷准备了一个圆圆的大石头，将系成环的绳子稳稳地套在大石头上，这个大石头便成了沥水人的好帮手。爷爷就蹲在这个不出气的好帮手旁边“叭叭叭”抽了一下午旱烟，将一锅一锅的烟灰照着它的脑袋磕了下去。

爷爷手里没钱。

一块钱逼死英雄汉。爷爷就算不想当英雄汉，他也还是需要这一块钱的，二爹相中的大屁股女孩儿也还是要娶回来的。然而问题是，爷爷缺的可不是一块钱这么多。除了七拼八凑能买得起长风收音机和蝴蝶牌缝纫机，爷爷还缺一辆永久牌28自行车这么多，还缺一块上海手表那么多。等到爷爷揣起烟锅起身时，他便有了主意，他决定去和村里一个磕头兄弟借。

有困难找兄弟，人家一口就答应了，但条件是把自己的大女子，嫁给我正读高中的父亲。爷爷没有答应，说还要回来和娃娃们商量商量。我印象中的父亲很瘦，脸黑但牙齿白，在我小学同学的父母里，算是很整齐得了。那个丫头相貌暂且不说，就单单说到比父亲大好几岁，就够让父亲难为情得。父亲不愿意，二爹就跳脚，他逼问爷爷，凭什么程功上学有钱，他瞅个媳妇儿就没钱。父亲不想为难爷爷，也更不愿意委屈自己，就主动回了家。

比起跟一个没甚感觉的人生活在一起，还是过苦日子心里痛快些。况且念书也不一定就真能过上好日子，何况自己不念书还能把二哥的媳妇儿给娶了，再说还有小姑等着上学呢。就这样，父亲怏怏回了家。

家里捉襟见肘的日子没有因为父亲的退学而有丝毫缓解。这是因为期间爷爷病了，咳嗽得直不起腰来。父亲拖县城上学的同学，给爷爷买回来一大塑料瓶“索密痛”，才勉强让爷爷再一次站起来，揣上自己的烟锅袋，去往自己的磕头兄弟家。爷爷决定了，要给父亲说媳妇儿，爷爷觉得要在闭上眼之前，给父亲把家成了，这是他的责任。尽管爷爷想的对，但别人家的女子是要彩礼的，所以爷爷毅然决定吃它一次回头草。

爷爷有私心。他除了答应娶给父亲那个女子，还跟她的父亲自己的磕头兄弟借钱，这些钱除了供小姑上学之外，还有一项更重要的花销―――大爹二爹要另立山头。爷爷渐渐意识到，一山真的不能容二虎，无论是一对雌亦或是一对雄，都不行，很快雌雄同体，家里要乱成一锅粥，那就更没法活了。而另立炉灶也需要钱。就这样，父亲娶了比自己大好几岁的女子，就是现在坐我隔壁的这位，我的母亲。略懂云雨的父亲很小心谨慎，结婚三年都禁止我来到这个世界，一直捂着我到1987年。

1987年年底，我出生。

我歪歪扭扭学走路的时候，正是羊绒大会战的时候，一斤羊绒一百多块，大爹一下子抓住发家致富的机会，抓完了自家羊绒又抓秃了爷爷家的，转身一个正步踢进了“万元户”行伍。第三年，二爹也自掘窑洞，烧出了一摞摞灰蓝灰蓝的砖，不到半年就从土房子里搬进了砖包门面房里。新房里换了十八英寸的黑白电视，尽管绝大多数频道都还是雪花一片，但丝毫不影响二妈逢人便说彩色电视能看见人的鼻毛的兴致。二爹家新房子一完工，公社派来两个人，在后墙拦腰写上了“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并巧妙贯彻落实，再没生第二个。大爹倒贩羊绒时，父亲帮忙看管三个哥哥姐姐，二爹烧砖盖房时，父亲码土坯夯地基，他们两家的日子很快就红红火火过起来了，可他们谁家也没有让爷爷奶奶住住砖房的意思，于是，爷爷奶奶依旧住在土房子里，和我们一家。

我十岁那年，1997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香港降下了他们的米字旗，英国佬从我们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下划着船回老家了。二爹一大早甩开膀子揺着了他的时风三轮车，装上我们的行李，载着爷爷奶奶，我们一家，一路向东。父亲陪着二爹坐副驾驶，我跟母亲站在后斗子里，双手抓着护栏，头发翻飞，像竖着的两捆玉米秸秆。坐着的爷爷不时给风灌得喘不上气，佝偻起了背。奶奶不时揪一把我的裤脚，大声喊着，叫我坐下，我大声回喊：掉不下去，我抓着呢！换一口气，我踩着三轮车“嚯突突，嚯突突”的节拍，激情四溢的迎风高唱：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一路唱到城里，我们在城里的第一个家。

糊口谋衣，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父亲要做买卖。他先卖冰棍，贩西瓜，后来担着担子吆喝着卖羊杂碎。我十二岁时，父亲干起了“煤黑子”营生，那时候是我们家最穷途末路的时候。

那年夏天的某天，父亲盘算着晚上下井盘煤，白天开个小卖部，可苦于手里钱不称手，盘算来盘算去还是跟自己的兄弟就是我的大爹张一口，多没有少也有。

爷爷奶奶住不惯城里，隔三差五回老家的土房子里住住。父亲要借钱时，我们一起回到了那个土房子。大爹亲自来看看我们。父亲趁机说了开小卖部的想法。大爹期期艾艾十分难为情地说，给外人都是三厘利……父亲旋即说三厘利没有问题，就三厘，大爹并没有因为父亲的接受而变得轻松，他依旧小心翼翼兜着自己，叫父亲第二天下午去拿。

我清楚地记得，第二天是何等的热。未到中午时，门前的几颗杨树就几乎给晒晕了，浑身的叶子都卷了起来，拱起灰色的脊梁骨，树下的公鸡带着一群母鸡抻着腿，松垮着翅膀，张着嘴像狗一样散热，狗死死地贴着墙根，一块折射出阴影的地方，伸着舌头大喘气。可大妈却不怕热，父亲，母亲，还有我，我们清楚地听见大妈在外边力气十足地叫喊：“嗐，这是要往哪死！”父亲随手套上了炕沿边的红背心，趿拉了鞋跑出去。原来是大妈正赶着一小群羊从我家门口往家的方向走。看见父亲，挂着汗点子的大妈殷切地边笑边说：“功小子看看我这几只羊值多少钱，是不是买亏了？”父亲应该是给这突如其来的话问懵了，仿佛一只腿支撑不住自己忽然胖起来的身体，他换了下重心，咳了咳说：“得点钱了哇，这些个。从甚处买的？”这一问，正中大妈下怀，她窃喜地扬起一只手臂，往肩膀后一指，说：“从后梁，我买了几只，那几只是赊的。”说着就给父亲指出哪几只是，一只黑头白身的是，一只短尾巴的是，还有一只弓背的是。父亲一颗心沉了底，哦哦啊啊着转身回了家。母亲也看到了大妈这出由一群牲口帮忙的戏，因为她前脚踏进门槛，后脚就给身后的父亲大骂起大妈来。她说：“你大嫂跟一群牲口给你演戏呢，你看不出来？”父亲甩下一句“你那张嘴呀，积点德昂”就要走，母亲又送给了父亲一句“穷人借钱腿跑断，不比把个太监当成汉！”

因为不知道太监是人是鬼，所以我十分留意家里只有两个台的电视节目，我坚信电视上或迟或早会说到，然而对于这句话的理解，终究也不是从电视上，而是从母亲那好久都不能恢复正常的厌恶的表情里。母亲那么一说，父亲好几天没有开口，过几天他就让我收拾书包，带我去了煤矿。